买宋 第四百九十九章 限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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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除了上述这些外,清代的科举制度仍旧按照明代旧制,以八股文取士,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,还颁布了纳制度。

    并且在康熙十七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,用以罗致“名士”,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。

    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,又严禁文人结社,并大兴文字狱,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。

    同时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,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,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。

    例如杨风苞说:“明社既屋,士之憔悴失职,高蹈而能文者,相率结为诗社,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。大江以南,无地无之。”

    也正是因此,所以自顺治九年以后,清朝政府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。

    到了雍正三年更是定例究查,而且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,像是康熙二年的“明史案”,除庄廷钝先死,“焚其骨”外,“所杀七十余人”,受株连的近二百人,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。

    此外,如沈天甫之狱,戴名世南山集》之狱,雍正时汪景祺之狱,吕留良,曾静之狱等,实行残酷镇压,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。

    因此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,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,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》,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》等书,颁布全国,以巩固其思想统治。

    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、汤斌、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。

    明清之际,在反对民族压迫,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、黄宗羲,王夫之等,都亲身经

    历了明代的覆亡,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,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。

    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,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,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,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。

    他们思想的特点,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,有的针对封建统治,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,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,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。

    如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,认为“为天下之大害者,君而已矣”,唐甄认为“自秦汉以后,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”。

    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,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“每户授田五十亩”,“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”,同时按土质分别“田土之等第”,地税均“以十一为则”。

    王夫之在噩梦》里更进而提出:“有其力者治其地”,“而民自有恒畴”,这可以说是“耕者有其田”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和批判。

    还有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,他说;“有亡国,有亡天下”,“易姓改号,谓之亡国;仁义充塞,以至于率兽食人,谓之亡天下。”

    他所说的“亡国”是指朝代的更换,“亡天下”是指民族的沦亡。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,“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,与有责焉”。

    在时代的刺激下,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,提出“舍经学无理学”的主张,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,复兴民族的目的。

    顾炎武主张“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,当世之务者,一切不为”。

    黄宗羲说:“文之美恶,视道合离,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。

    稍后,阎若璩、胡渭等立汉学旗帜,攻击宋学。

    这些对于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,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    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,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,侈谈学问,都和这种学风有关。

    清初的进步作家,民族意识强烈,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。

    明遗民以诗文著名者如顾炎武,屈大均、王猷定、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,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。

    另外,屈节降清的吴伟业,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,艺术性较高。

    王士祯是康熙时期的诗坛主将,他论诗以“神韵”为主,创作力求“超脱”。

    这种诗风的形成,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脱离现实。清初词的作者也不少,但模拟多于创造,如陈维崧的模仿苏、辛,朱彝尊的宗法姜,张。

    纳兰性德虽有较多直抒胸臆之作,然而受贵公子生活的限制,思想内容同样贫乏。

    戏曲方面,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派作家,对明末清初动乱的现实有较多的反映,李玉等集体写作的清忠谱》对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为深刻。

    康熙时期洪升的长生殿》、孔尚任的桃花扇》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,同时又抒写了国家“兴亡之感”,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。

    李渔的戏曲理论,联系舞台实际,并总结了前人的成就,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

    小说方面,陈忱的水浒后传》描写梁山英雄们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,并突出了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,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》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、唐宋传奇的传统,加以发展创造,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;同时寄托了作者的“孤愤”,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,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,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。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。

    并且在乾隆时期,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达到,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的时期。

    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,和适应贵族、大地主,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,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,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。

    当时窑业,印刷业,制盐业,纺织业、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。

    景德镇的窑业工人就将近二十万,广州有一个制茶工场,男女童工达五百人,还开始部分地使用机器。

    在这个过程中,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。

    但可惜的是,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,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很多地区义表现得不够明显。

    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阻碍,它的成长过程是很缓慢曲折的。

    所以那时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。

    封建地主阶级的扩人兼并,使土地高度集中,不只皇室、贵族、官僚都聚集了巨额的财富,大商号、当铺、票号、银号、盐庄,以至一般土豪富商,也聚集了惊人的财富。

    其结果便是土地愈集中,农民愈贫困,乾隆末年,政治已日趋腐败,贪污成风,当时毕沅为两湖总督,福宁为巡抚,陈淮为藩司,三人朋比为奸。

    人们说:“毕沅象蝙蝠,身不动摇,专吸过往虫蚁;福象虎狼,不顾入畜,—概吞噬;陈象老鼠,钻穴蚀物,使人不防。”

    嘉庆初年,查抄前军机大臣和珅的家私,估银约十亿两,超过乾隆年检所耗军费时十倍。

    包括八旗兵丁既不操练,又不事生产,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级,整个统治集团生活奢靡,日趋溃烂。

    阶级矛盾利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,接连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,如嘉庆元年发生的白莲教起义,历时九年,活动地区包括川、陕、楚、豫、甘五省。

    苗民起义比白莲教起义早一年,起义先后达十二年之久;嘉庆十八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。

    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,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,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。

    此后的道光年间,英国殖民势力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,白银大量外流,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。

    特别是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,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序幕,使中国逐步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。

    乾隆时期,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。

    文字狱案经常发生,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》,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,前后四十八年之间,共有六十三起,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,杀人焚书,成为平常的事情。

    但是乾隆牢笼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,乾隆三十六年仿康熙的办法,再开“博学宏词科”,被举者共二百六十七人,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二百二十人。

    乾隆三十八年,开“四库全书馆”,征求天下遗书,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“人才”,而且通过“四库全书”的编纂,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、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,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。

    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的八年间,被销毁,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。

    但是也必须指出,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。

    而且在乾嘉时期,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,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,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,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。

    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“博学”、“好古”,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“实事求是”,“无徵不信”。

    他们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通经,由于他们只是依据汉儒的意见,特别是以许慎、郑玄诸家之说作尺度,所以他们所说的“实事求是”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客观规律是很不相同的。

    虽然他们在整理古代学术文化方面有较大的贡献,但是他们冥心追古,脱离现实,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,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粉饰承平。

    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,同情人民的疾苦,对政治比较关心,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》里,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。

    提出了“通情”、“致用”两种主张,以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。

    他说“酷吏以法杀人,后儒以理杀人,浸浸乎舍法而论理,死矣,更无可救矣!后儒冥心求理,其绳以理,严于商、韩之法,故学成而民情不知,天下自此多迂儒。及其责民也,民莫能辨,彼方自以为理得,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”。

    然而,戴震在思想方面影响不大,仍是以训诂大师闻名于世。

    初期考据学者标榜汉学,以与渊源宋代的程朱理学立异,后来更多调和汉宋之论。

    他泊进一步总结前人在学术、文学上的成就,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眼务。

    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,文学创作中的复古主义倾向更为严重,只有长篇小说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。

    同时在清中叶的诗歌领域中,王士祯的“神韵”说的影响仍然很大。

    他主张“温柔敦厚”的沈德潜,更是典型的台阁体诗人;稍后,翁方纲的“肌理”说,表现了考据学对诗歌的影响。

    只有袁枚的反对复古,主张性灵的理论,继承了明末公安派的传统而有所发展,他的“性灵”说不象公安派那样玄虚抽象,而是从实际出发,在当时比较有进步意义。

    郑燮的诗歌不仅能突破复古主义的束缚,而且写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。

    桐城派方苞,刘大樾,姚鼐等的古文理论和创作,一直影响到清末的文坛。

    由于学者多读古书,多记古事,这时还出现了骈文“复兴”的局面,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个对立的文派,汪中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。

    在杂剧、传奇方面,由于作者的脱离现实、脱离人民,片面追求格律和词采,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成为文人案头之物。

    只有蒋士铨、杨潮观成绩比较可观。

    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,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弹词、鼓词在这时普遍流行,作品数量很多。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,如义妖传》表现了反封建,追求爱情的精神。

    再生缘》歌颂了妇女的才智,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的形象;天雨花》描写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专权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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